许悦从没想过，考上“211”大学不到一年，父母会真的忍心给她断供生活费。
那是去年的事，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。
起初，她每个月能收到4000元生活费。即便在广州，这个数额也足以让同龄人羡慕。
但滋润的日子很短暂。半年后，生活费突然停了，随后降为3000元，还每2个月发一次。父亲通知她：在此期间，你要想想该怎么靠自己活着。
不久后的19岁生日，父母又告知她，国庆假期将是留给她“最后的缓冲”，此后家里不再提供任何生活费。
迅速由奢入俭，许悦不得不精打细算，还要想方设法挣钱。她开始为钱包余额紧张，安全感随着余额数字波动起伏。
有这样一群大学生，其父母有经济实力负担他们大学期间的生活费，却坚持早早断供，让儿女自谋生路。这群被父母逼得“没苦硬吃”的大学生，即便有能力比同学、室友更早地“自食其力”，成为父母期待的那个懂事的成年人，但在他们心里，滋味远比单一培养“生存能力”更复杂和酸苦。
在“被迫早早经济独立”的路上，他们感受到的并不一定是爱与信任，还有权力结构下的要挟与伤害，而那并不真的能靠“自己挣钱自己花”来弥补。
断供倒逼理财？
一开始，许悦觉得，父母虽然口头提及断供，但肯定不舍得真的执行。
第一次动真格的时候，她故作轻松、满口答应“没问题呀”，但心里已经“悄悄碎了”，埋怨着“怎么会有这样的爸妈？”过完19岁生日，父母宣布一分钱都不给了，她觉得“天塌了”。
后来父亲才说起，他从许悦入学开始就在暗中观察她的理财能力。许悦这才知道，原来父母每次询问：这个月钱够花吗？关心之余还有另外两层试探。一来考察她怎么花钱；二来，如果钱还有，下个月的生活费就会相应减少。
大一刚开学，父亲给了许悦5000元，用了差不多一个月，她如实说，没钱了。在第一次断了生活费后，父亲道出原委：其实就想看看她有没有理财意识。
许悦既羞愧，又有一种“被耍了的感觉”，因为她完全被蒙在鼓里。但她也接受了父亲的评判，认为自己确实“不理财，乱花钱”。
上大学之前，她活在一种“不要亏待自己”的金钱观里，尤其吸收了《富爸爸穷爸爸》里关于“穷人思维是省钱”的观点，认为这本书是父母暗中进行的家庭教育。
家庭出游，他们很少像别人那样带齐生活用品，泡温泉，没带泳衣，直接在当地买；出门发现天冷了是不会忍忍的，直接买件新衣服穿。这些习惯，许悦在言传身教当中习得，她从未分辨过哪些是可以省和应当省的。
断供之后，许悦需要自己来分辨，并决定先从吃上下手。
点外卖时，她开始琢磨曾被自己忽略的各种优惠券，更频繁地去吃学校食堂，精打细算地降低自己的恩格尔系数。她开始对每笔支出竖起预警的天线，时常点进微信钱包界面，查看里面的余额。
但吃饭省下来的钱，不足以覆盖其他不固定的大额支出。
光给朋友买礼物，一年下来她都要花去2000元，这笔开销父亲也是认可的。而削减生活费的那个暑假，她报名了两个外省调研活动，都需要自费或垫付。但那两个月，父母没给生活费，她靠缓冲期攒下的钱挺了过去。
许悦至今心疼那张没能退掉的调研返程车票，380元对她而言是一笔巨款。她到车站排队退票，急得不行，最后还是没成功，当时的笨拙和窘迫，也让回家变得惊险，因为她就剩80元了。她花了10元坐地铁，又花了8元从地铁站打车，拖着行李进了家门。
回了家，许悦没和父母说起自己没钱了，而剩下的暑假，没有生活费的她，赖在了家里，用她的话来说，是“寄生在我家”。她开始盼着亲戚来访，因为他们给的红包，将成为生活费的原始积累。
大二开学返校，许悦从地铁站打车回学校。上了车，她立马发觉不对劲，第一次觉得司机“礼貌得可怕”。
不是司机有什么坏心思，而是她意识到自己打的是贵价的专车，她没注意取消勾选“专车”。
面对眼前这39元的账单，许悦只觉得心口瞬间压了一块大石头，懊悔不已—早知道就花2块坐公交了，这多出来近20倍的差价，她得从一星期的伙食费里省出来。
离最后期限没多久了，许悦只好找兼职挣钱。当学生助管挣时薪，用AI帮老师做些琐碎活计挣外快，都是些基础重复、和专业无关的劳动，唯一的收获是，断供2个月后，她竟然挣了好几千。
像是通过理财能力测试、一并证明能自力更生一样，许悦满心欢喜地和父母分享佳讯。但生活费并没有随着一次生存实验的成功而回归。
形势变得Next Level了。
在父母看来，许悦能自食其力了，不用依靠父母生活了；而许悦也觉得自己挣到钱了，不好意思再要钱了。于是吊诡的来了，双方都默认，继续自食其力。
在那本《富爸爸穷爸爸》里，许悦记住的另一条观点是：富人的思维是以钱生钱，但具体怎样以钱生钱呢？她从父母那里习得的是炒股。
在家里，母亲是炒股挣钱的主力，但习惯做短线的父亲对她指点江山：要有宏观思维，最好去旁听金融学的课。许悦不知道金融课对炒股有没有用，她知道的是，父亲炒股“其实一直在亏”。
但许悦仍然不免天真地想，无论断供还是炒股，“他们应该是想锻炼我吧”。
只是她心里仍有犹疑，像她这样家境小康的大学生，很少有这么早被父母断供的。她有个同学，也拿着父母给的钱学炒股，但家里没有断了他的生活费。
许悦更拿不准，现在她还可以靠学校的助学岗位、依托老师的慷慨提前挣到钱，可她心里打鼓，如果离了学校呢？
我的生活费，跟着爸妈股票走
上海某“985”大二学生单荃从父母那儿领到的生活费，是说不准的。
一千、两三千、五千，甚至没有，都出现过。不过，给的时间不固定，她和父母都不清楚，这每一笔钱该管够多久。长的时候，她3个月都没领到一笔生活费。
在家里，父亲靠收租和炒股挣钱。后来她总结出一个规律，如果股票涨了，父母心情一好，给钱就多；如果跌了，不仅钱少甚至没钱，她还要挨骂，充当出气筒。
为稳住生活费，单荃很早就开始兼职。多的时候她同时打3份工，做家教、帮学院做事、在酒吧兼职，还尝试过卖论文，一个月挣三四千并不费事。
单荃花钱并不大手大脚，生活也没有艰难到需要每天吃泡面的程度。只是大一那年，有3个月，3份兼职同时停摆，家里也没给生活费，单荃是靠男朋友资助才扛了过来。
对单荃来说，困难不是金钱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她说：“因为赚钱赚习惯了，一旦没有收入，心里就会觉得很焦虑。”
起初，单荃也以为，这份焦虑是因为家里生活费不稳定才出现的，而倘若家里从她一上大学开始就稳定给足额的生活费，她就不会为此焦虑。但后来她仔细一想，主动推翻了这个想法，“我还是会出去打工的”。
初中阶段，她就经历过一段她称之为“吃不上饭”的日子，那段记忆埋下了不安全感。她说：“我怎么保证他们以后不会突然哪天又有什么变故，或者没来由地又不给我钱了呢？”
单荃过着一种“边打工边上学，自己挣钱自己花”的生活，而花钱自由的代价，是严重打乱正常的校园生活。她频繁旷课，客观因素是，有时夜里要工作到两点才打烊，要是再去海底捞聚餐，回到学校都是凌晨四五点，天都快亮了。一觉醒来，都是大中午了。起床没几个小时，她又要开始兼职上班了。
她完全没有上学的实感，不知道课上老师教到哪里了，参加的社团活动甚至没有高中多。大一时，她还因为没留意考试日期，直接缺考。大一的学年绩点一下子跌到后面，而之后若想出国，大二学年的绩点，她得接近满分。
单荃追悔莫及。
可她依然在挣钱，也从没主动开口向家里要钱。“我不想花他们的钱。他们把我养到这么大，已经非常仁至义尽了，不想麻烦他们。”单荃说，“（既然）我能自己赚到钱，不管我花在哪儿，就算是被骗了，我都觉得更安心一点。”
这些情况，单荃没和家人说起。在父母眼中，她似乎还是那个“成绩很好”的“985”名校大学生，过着每天泡图书馆、在咖啡店里学习，周末喜欢一个人City Walk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许多父母都严重低估了当代大学生的学业压力，也无法理解儿女的在校处境。
就在室友学习、实习、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，许悦却要额外抽出大把时间看盘，这件事她总是躲在床上悄悄做，因为她觉得有些羞耻，毕竟这件事跟学校真正在意的“学术成果”“绩点”毫无关系。
许悦也认可，“经济独立”完全正当合理，是她必将要完成的考验。但她也不免觉得，自己挣钱养活自己，似乎是可以自然而然解锁的，毕竟没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已经全身心地开始挣钱，也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但许悦也说不清，为什么在家庭经济实力尚可的情况下，她却要遵照父母的要求，比很多同龄人更早地开始为生计发愁，“好像故意给我增加了一项任务”。可她又隐隐怀疑这样做的价值，“好像额外付出了很多努力，最后也只是达到了其他正常大学生不费力就能拥有的生活”。
在今天的大学里，提高绩点不只是靠考试，还要有社会活动，要出研究成果。“在保证绩点的前提下，我们真正空余的时间其实特别少，如果这期间还要去自给自足，压力非常大。”许悦说。
对此，父母一度在口头上表露出悔意，不该让她如此辛苦，但似乎也没有真正理解，好像只当是抱怨，因为“他们也没有什么行动上的改变”。
错位的吃苦观
在断供生活费上，萧尹和小鱼跟父母的矛盾就没那么平和了。
萧尹至今介怀一件事，大学期间，父母从没问过她“身上还有没有钱”。
有回她手上得了皮肤病，想找医生看看，当时她身上没钱，刚好回家就跟父亲说起此事，想要钱去看病。
没想到，父亲大怒，冲她吼道：“你以为我赚钱容易啊。”
萧尹很委屈，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愿花钱给她看病，就好像钱比健康还重要。
紧接着父亲又说：“整天一张口就是找我要钱。”
萧尹推测过父亲这句话的意思，或许是跟父亲要生活费的时候，她下意识地用不同于平时、尊敬而讨好的语气和父亲说话。而在父亲看来，只有要钱的时候，她才像个“小棉袄”，和自己好好说话。
父亲又质问她：“你不是有钱吗？”
其实从萧尹开始领实习工资之后，父亲就不给生活费了。而父亲并不细想，实习工资是否足以覆盖她的一切生活所需。
但她想起来，3年前，父女俩爆发过一次争吵。拿到暑期兼职挣来的钱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买很多新衣服。父亲很生气，指责她只顾自己享受，却不懂得把这笔钱留作学费、减轻家里的负担—萧尹上的是民办学校，为了供她上学，父亲每年都要承担高昂的学费。
“买衣服”是生活费支出在代际之间的一大典型矛盾。
单荃打小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消费观颇为具体：一件衣服不能超过100元，在外面吃饭，超过15元就太贵了。单荃从父母身上复刻了很多标准，但自己挣了钱之后，只要衣服好看，一件四五百的衣服，她可以果断拿下。
她不化妆，但乐意为兴趣消费。比如买原版书、诗人里尔克的德文诗全集，不到一个指尖厚度的书，一本300元她也舍得。还有唱片、航模等等，这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，母亲只觉得不可理喻。
有时候，单荃觉得父母才不可理喻。尤其是花大钱买保健品，一颗指甲盖大小的丸子就要三四十元，比她的一些唱片还贵。更不用说那些养生课、炒股课。明明父母一次次证明自己赚不了炒股的钱，可总是“人菜瘾还大”，还常常因此吵架。
同样因为消费观的矛盾，小鱼退出了家庭群。
从小时候开始，小鱼一和父母谈钱，话题永远围着“没钱和省钱”打转。
当年她考研最大的阻力，就是父母和没钱。母亲常来和她诉苦，说家里欠了很多钱，爸妈身体不好，弟弟妹妹还小，家里用钱的地方很多，有意劝退她考研。
有一回她再也听不下去念叨，承诺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，劝退话题才就此打住，而此后，就连家里没钱这种话，父母也不再当着她的面重复了。
矛盾好像消失了。
但渐渐地，小鱼开始察觉到异样。弟弟妹妹本可以念学费优惠的公立初高中，但父母却送他们去上私立学校，学费比她读研究生贵得多。
她忍住不去计较和多想，直到有一天，母亲在电话里和外婆说起家庭年收入，那个数字让小鱼瞬间破防。
小鱼一家虽在乡镇，不比大城市机会多，但小鱼笃定：“那个数字绝对不会付不起我的学费。”
小鱼也问过父母，家里明明可以让她过得更轻松一点，为什么要让她没苦硬吃？得到的回答很让她伤心：“难道你苦点为父母减轻负担不应该吗？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拿出来说吗，我不欠你的。”
父母不是不知道她边学习边兼职，落下腰肌劳损、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，但也总是轻飘飘地说一句，“不要那么累”。“其实他们知道，哪怕他们稍微给我提供一点帮助，比如说学费付5000，我都不会那么累。”小鱼说。
研究生毕业之后，父母的态度和说法又变了，他们向亲戚炫耀，小鱼读研没花家里一分钱，父母很开心，亲戚也附和道：给弟弟妹妹做了榜样，教教他们。
看着那一幕，小鱼觉得讽刺。“明明是他们刻意推托，却变成了我的‘责任心’，变成了亲戚对他们‘如何教育出一个乖巧懂事女儿’的赞美。”
小鱼是被丢给奶奶抚养长大的，童年时，有好事的邻居一直捉弄她说：“你爸妈不要你了。”她也反复梦到自己被抛弃。回到父母身边的20年里，她努力让自己做一个乖孩子：少花钱、听话、做家务、认真学习，挣了钱后，用红包、礼物讨好父母。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过的这些日子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对他们的爱。就如我对他们说的，‘你们有三个孩子，可我只有你们’，所以我们的关系和爱永远是不对等的。”小鱼无奈道。
她羡慕弟弟妹妹，因为他们“不用做一个‘有价值’的乖孩子”，就足以得到父母“无条件的爱”。
（文中受访者用化名）
本文首发于《南风窗》杂志第17期
作者 |施晶晶
实习生 陈书扬
编辑 | 向治霖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阿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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